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强调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被提出，表明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生态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有了新的思考。

同时，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将为治理我国的生态问题、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的理念指导和政策的支持。

一、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背景

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国际和国内社会日益重视对其保护，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引发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工业革命时期，由于走了一条黑色发展的道路，出现了一系列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等生态危机问题。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环境状况，国际社会对其给予持续的关注，环境问题从而引发社会各国的重视。

20世纪中期兴起的生态运动唤醒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20世纪60年代，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森林锐减、物种丧失，逐渐把人类自身置于危险的生存困境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罗马俱乐部的诞生为标志的西方生态运动开始崛起。它关注人类未来，谴责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掠夺，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反人道、反自然倾向，主张维护生态平衡，反对经济无限增长，要求实现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和基层民主。在生态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国家民众的环境意识开始觉醒，积极参与生态运动，导致生态运动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具有了世界意义。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生态运动的高涨，各式各样的民间生态组织如“未来绿色行动”、“绿色政治协会”、“绿色—生态联盟”、“绿色和平”等纷纷涌现，一些国家的绿色组织组成绿色政党，以生态学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主张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环境保护问题进入各国执政党的视野和发展战略中。

21世纪初，新的绿色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被提了出来。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之后，国外学者开始积极探索绿色发展道路，提出一些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

2003年“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具有经济前沿性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在英国的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强调低碳经济的目标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措施减缓气候变化，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爱德华·B·巴比尔（Edward B.Barbier）指出“低碳革命”作为全球绿色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P74）。2005年“绿色增长”概念在联合国亚太社会第五届亚太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上被提了出来，强调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2002年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强调应放弃以高碳化石能源和线性经济的物质过程为特征的“A模式”，走以低碳可再生能源和物质再利用为特征的“B模式”[2]（P1）。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为人们继续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思想源泉。

国际社会强化了人们共同保护环境意识。2013年在波兰华沙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要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倡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同年，罗马俱乐部也发布《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报告，就自然资源、经济、能源、气候、城市化等细节问题进行了阐述，对未来40年世界宏观经济的可能发展方向进行了趋势预测，为全世界的人们导向一条通往未来的现实之路。特别是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通过了《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把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专题进行讨论，积极推进在地球上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家园。

（二）国内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推进了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我国在工业建设方面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致我国面临资源、能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和人均水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锐减等问题。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国内社会给予环境保护巨大的重视。

一是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在法律方面，1973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环保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国的环境保护开始进入新的历程。随后，在1979年9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为我国环境保护奠定法律基础。在政策方面，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92年颁布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首次宣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2013年为改善我国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开始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希望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2015年为改善我国的水环境治理，发布实施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希望通过制定本行动计划切实增强国家的水污染治理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这样，我国的环境保护就有了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二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环境保护理念。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之后，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开始大力推进本国的环境保护工作。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统筹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为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2005年胡锦涛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愛、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为我国选择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指定了方向。2006年在中国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正式确定下来，为根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3]，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这样，我国的环境保护理念为推进环境保护工作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形成过程，大体来说它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发展阶段。

（一）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萌芽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萌芽与其在基层生活和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1969年～1975年，习近平在插队的过程中，面对梁家河地处陕北高原地区沟壑林立、土质疏松、雨水缺乏、植被稀少的状况，百姓生活在靠天吃饭、遍地黄沙的恶劣自然生态环境之中的现实，习近平带领全村社员在1975年建成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民众的现实生活问题，改变了当地百姓的生产方式。这次建设沼气池的行动是习近平第一次绿色实践，为绿色发展理念的萌芽奠定了实践基础。随后，在1982年～2002年间，习近平在河北省和福建省生活和工作时，在探寻经济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开始把环境问题考虑在内，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开始萌芽。在河北省工作期间，习近平为改变河北正定县“高产穷县”面貌，在1984年提出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路子，提倡建立合理的、平衡发展的经济结构，“从而把我县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生产门类，能满足多种目标要求，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生态和经济都呈良性循环，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开放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4]（P124）。在福建工作期间，为改变闽东地区的贫困状况，习近平提出要走能够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统一的林业和大农业发展的路子。习近平指出，“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从特殊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5]（P83）。而大农业是一种向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过去也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不是讲究他们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追求的只是单体的经济效益。现在讲综合发展，则是要提倡适度规模经营，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发挥总体效益”[5]（P84）。

（二）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发展从2002年习近平在浙江省工作到十八大之前，是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发展时期。

2002年～2007年，习近平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为落实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开始积极推进浙江生态省建设。习近平希望，“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把浙江建设成为具有比较发达的生态经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生态家园、繁荣的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省份”[5]（P85）。由此，2002年习近平在浙江省委第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绿色浙江”的目标任务，希望努力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3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上提出要构建五大生态建设体系即生态环境体系、自然资源保障体系、生态经济体系、人口生态体系和能力支持保障体系。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全省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们发展的唯一出路。”[6]2006年在浙江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了“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7]（P190）。与此同时，习近平也积极阐述生态建设思想和措施，提出了很多著名的论断。2003年在《生态兴则文明兴》一文中，习近平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著名论断。2004年，在《既要GDP，又要绿色GDP》一文中，习近平提出“既要GDP，又要绿色GDP”，既要眼前利益，更要考虑长远，承担起积极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任。2005年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中，习近平提出了“两座山”理论，强调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这样，习近平的绿色发展思想在推进浙江生态省建设过程中迅速发展。

（三）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成熟

十八大以来是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成熟时期。2013年，习近平为保护生态环境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几乎涉及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在“增绿”方面，习近平提倡要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增强全民爱绿植绿护绿意识；在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方面，习近平提倡要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习近平提倡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习近平还提出要节约资源、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等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2014年由于大气污染问题特别是雾霾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习近平开始在“护蓝”上下功夫，希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习近平提出要控制PM2.5，应对严重的雾霾污染、改善环境质量；还提出启动大气污染防治机制，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等。2015年习近平关注的重点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习近平强调我国的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发展既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遵守自然规律，应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由此，习近平提倡要发展“美丽经济”，要把协调发展、绿色发展落实到位，要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赢。

三、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是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保护环境氛围的影响下，在借鉴国内外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在地方和中央施政及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提出时已经成为成熟的理念，其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一）绿色发展理念的两大价值目标：惠民、富国习近平认为绿色发展与民生福祉相连，也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提出了绿色惠民和绿色强国的两个价值目标。

一是绿色惠民。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础上，本着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提出了绿色惠民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指出“环境就是民生”[8]，“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9]。为实现绿色发展普惠民众，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全国动员、全面动手植树造林”[10]，使植树造林成为最普惠民生工程；“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11]，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要把环境治理……作为重大的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12]；还要“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13]，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老百姓健康生活的基础。由此，习近平本着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二是绿色富国。习近平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產力的理念”[14]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绿色富国作为另一价值目标被含蓄地提了出来。习近平的“绿色强国”理念一方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环境是自然生态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需要。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富国强民的重要手段。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实现绿色强国的价值目标，在修复长江的生态环境时，习近平就提出“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真正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15]。在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时，习近平提出要“推进清洁生产，扩大绿色植被，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好”[16]。在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时，提出要“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15]。

（二）绿色发展的三大路径：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安全发展为改变传统“黑色发展”的方式，走新型的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提出了三大绿色发展路径。

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就曾指出发展循环经济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2010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又强调要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在十八大后，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习近平提出要“加快建立循环型工业、农业、服务业体系，提高全社会资源产出率”[17]。同时认为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能变废为宝，处理好废物的绿色回收利用，把放错位置的资源再归位，提出要“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加废弃物资源利用”[18]等，总之，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改变传统经济的单向过程，促进我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

二是低碳发展。2015年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曾承诺中国将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

为此，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主动控制碳排放，落实减排承诺，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18]。为加快推进国内绿色低碳转型，习近平提出“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18]，以实现对主要行业、部门碳排放量控制；为实现控制碳排放量的总目标，习近平还强调要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完善碳排放标准体系、积极构建碳排放的制度体系等。

三是安全发展。习近平认为生态安全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的基石。为维护生态安全，我国划定了“森林红线”、“耕地红线”、“湿地红线”等。“‘生态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19]（P126）。为了维护生态红线，习近平提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20]（P209）。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坚持生态底线观，改变传统征服和支配自然的生态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观。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治理行动”[21]。

（三）绿色发展的三大保障：制度、法治和科技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时代变化的必然选择。为推进绿色发展顺利实施，习近平提出了三大保障措施。

一是制度和法治保障。习近平曾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格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22]目前，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等问题，由此，为绿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提出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不再以GDP来论英雄；提出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防止不考虑生态后果盲目决策的行为；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管理、环境管理制度，强化制度的约束作用。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又强调要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管理制度、生态补偿机制、成效挂钩机制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习近平提倡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绿色发展提供法治的环境；要树立绿色法治思维，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绿色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22]等。

二是科技保障。习近平认为绿色科技是保护环境的技术途径，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提出“要加快开放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为亚洲各国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23]。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依然依靠的是资源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方式，科技在其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少，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2016年在科学技术大会上，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24]。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绿色技术，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生产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综上所述，在国际、国内重视环境保护大趋势的影响下，经过萌芽、发展和成熟过程的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包含惠民、强国的发展理念，循环、低碳和安全的发展路径，制度、法治和科技的保障措施。可以看出，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同時也为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建设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提供了保障。

参考文献：